戲劇製作《凱撒大帝》
資料類型：製作背景
作者：邢光祖
題名：論反諷的功用
出處：《凱薩大帝》節目冊
出版地：臺北
出版單位：中國文化學院
日期：1977
語言：中文
摘要：作者認為，在《凱撒大帝》中，凱撒並不是也不配做全劇的主角，主角倒是安東尼與布魯特斯。整個劇本的不朽價值，全在莎翁替這兩位主角所擬在凱撒喪葬時發表的正反兩面演說，而安東尼以「反諷」的技巧贏得壓倒性勝利。
寫在莎翁《凱撒大將》公演之前
給譽為中華民國的「莎氏樂府」的中國文化學院，其戲劇系本年度應屆畢業同學，重將推出莎翁著名的《凱撒大將》一劇。該院歷屆畢業生已經公演過莎翁十多齣名劇，其中包括四大悲劇在內，歷次演出，都獲得各界的好評；《凱》劇是莎翁從 1594 至 1601 年間成熟時期的作品；從外在的證據而言，吳伊佛（John Weever）在 1601 年出版的《烈士通鑑》 The Mirror of Martyrs 一書裡，曾經提到《凱》劇中，安東尼就凱撒大將之被殺，與布魯特斯舌辯的結果，而這場舌辯是莎翁這一劇本所依據的蒲魯塔克（Plutarch）《傳記》 Lives 裡所沒有的，純粹是莎翁的創作。從內在的證據而言，《凱》劇全劇二千四百四十行中，有二千二百四十一行是「無韻詩」（blank verse），應該是跟《亨利五世》另一歷史劇，同屬於莎翁成熟時期的類似作品，因為這裡詩多於文的作風，是這一時期作品的共同特徵。所以一般推斷，《凱》劇大抵是莎翁在 1599 至 1600 年編撰的。
誰都知道，莎翁是不諳拉丁文的，他編《凱》劇所根據的是諾茲（Thomas North）從法文裡譯出蒲魯塔克《傳記》的英文修正本。如果我們把莎翁的《凱》劇與其所根據的蒲氏《傳記》相對照，可以發現，除了上述安東尼與布魯特斯的舌辯，是原來《傳記》中沒有的之外，還有劇內第二幕裡布魯特斯的獨白，及第四幕裡布魯特斯與卡修斯的爭執，也是《傳記》裡面所沒有提到的，是莎翁為使情節戲劇化而增添的，此外，按照蒲氏《傳記》，凱撒之遭殺害，地點是在「神殿」（capitol），不是在「元老院」（curia）之內。《傳記》裡面縷述有關凱撒的史實，是從紀元前四十五年凱撒率兵大勝歸來，意氣飛揚時遭受殺害，以迄紀元前四十二年，安東尼等在斐立比（Phillipi）一役迫使布魯特琪的自戕為止，前後橫亘三年之久，而莎翁在劇本裡面，把整個事件的經過，濃縮祇有六天。
關於凱撒大將的天賦卓越才能，莎翁在他所著諸如《亨利六世》第三部、《理查三世》、《亨利五世》、《安東尼與克利奧派屈拉》、及《一報還一報》等至少七八部劇本中曾經提到過；即使在《凱》劇裡面，凱撒的兩大政敵之一的布魯特斯，在第二幕第一景裡面曾謂：「提到凱撒，老實說，據我所知道他的情感並沒有動搖過他的理智。」另一個政敵卡修斯，在第一幕第三景裡面也說：「凱撒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暴君呢？真是個可憐蟲！我知道除非他把羅馬人看作是一群羊，他不會是一條狼。如果羅馬人不全是麋鹿，他也不會是一頭獅子」。
劇本以「凱撒大將」為題，論理凱撒應該是全劇的主角，但是他不是主角，他在第三幕第一景裡便遭殺害，僅留凱撒的靈魂在作祟。非但如此，從劇情開始起，莎翁運用他隱藏不露的筆觸及深文內則的作風，描寫羅馬群眾對於凱撒的歡呼，安東尼對他的虔敬，以及一般元老對他的恭維，莎翁所刻劃的是這位偉大人物所具的人性弱點，這個「橫跨世界的巨人」有推翻羅馬傳統共和政制的可能。在另一方面，莎翁又把這個「強大無比的凱撒」，形容而為一個膽小鬼：說他提防那些好用心計的瘦子，說他迷信他太太所做的惡夢，說他三次拒受皇冠時的妞妮作態，說他答應而我不肯出席元老院的臨事躊躇，這些都可以證明在莎翁的目光與筆端下，凱撒並不是也不配做全劇的主角。
相反地，《凱》劇的主角不是凱撒，倒是安東尼與布魯特斯。整個劇本的不朽價值，全在莎翁替這兩位主角所擬在凱撒喪葬時發表的正反兩面，尤其是安東尼駁斥布魯特斯的演講。這篇演講是從希臘紀元前第四至第五世紀的喜劇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羅馬紀元前第一至二世紀的大演說家西塞羅（Cicero）以來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哲學家詩人作家所不能寫出或發表幾乎是超越時空，成為典範的雄辯傑作。
亞力士多德在「修辭學」裡提到辯論或演說贏得聽眾首肯的要素有三：第一是演說者的「氣質」（ethos），這是指對聽眾的吸引力；第二是講演所蘊的「情感」（pathos），這是指在聽眾心內所產生的影響力；第三是「理由」（logos）這是指使聽眾置信也是訴諸一般理性的說服力。就氣質來說，布魯特斯是一個大公無私，忠愛國家，虔信共和，夙符民望的政治家與羅馬學者，而安東尼當時不過是一個頭角初露的將領。就理由來說，布魯特斯指出他毅然殺死凱撒，並不是不愛凱撒，而是更愛羅馬；至於安東尼所憑藉的，不過是已死的凱撒所留下但未徵信的一張遺囑，再就情感來說，儘管安東尼演說時扛著凱撒刀痕斑斑的屍體，易於博得群眾哀憫的同情，但是布魯特斯直言無隱，忠藎國家的慷慨陳詞，對於聽眾，至少也應該產生與安東尼同等的影響力；然而結果竟完全相反，原因在那裡？
我們反覆誦讀莎翁替安東尼撰寫的講稿，認其所以贏得群眾的訣竅，且與布魯特斯的演講詞適成對照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反諷」（irony），其他或許並不要重。所謂「反諷」，在修辭學上是一種措辭表裡不相一致的說法，自我國孔子及希臘蘇格拉底起以迄當代的詩詞小說戲劇，習相應用，尤其當代文學批評家，相率研究，已經成為文評的重要名詞之一，其歷史不能說是不久。「反諷」可說是一種「慧詰」（wit）──存心的（Premeditated）的「慧詰」，也可說是一種「幽默」──冷雋的（grim）「幽默」。修辭學上的「反諷」，就是「說反話」。古今中外以「反語」著稱的，據筆者所知，在我國要推東方朔。據說漢武帝要殺他的乳媽，下令把她推出斬首，她頻頻回頭，還想武帝能夠免她一死；當時東方朔站在武帝身側，大聲喊道：「妳應該快點出去受死，現在皇帝已經長大成人了，那會記得妳給他喂乳的時候！」在西洋也許要推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他曾經對英國當政提出震鑠世界，所謂「不算過份的建議」（Modest Proposal）。當時英皇轄下的愛爾蘭，大鬧饑荒，但賑濟物品遲不發放。史威夫特於是提出他「不算過份的建議」，認為要救哀鴻遍野的愛爾蘭，「愛爾蘭的人最好把他們的小孩賣給英國的那些地主們」。東方朔與史威夫特所說的「反語」，都曾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
我國明代的曹臣，曾經遍收過去各代名人的語句，輯成一卷題為「舌華錄」的集子，把前人說過的一些值得回味的話，分為慧語、名語、豪語、傲語、冷語、諧語、謔語、清語、韻語、俊語、諷語、譏語、憤語、辯語、穎語、澆語及悽語計十七種，獨缺「反語」。
事實上我國歷史上說「反語」的也不算少，隨便舉個例子：與孔子同代的豪門陽貨，於孔子不在家時去送禮，而孔子也在陽貨離家時去登門拜訪一下；路上逢到了陽貨，不得不唯唯否否，應酬一番，事後居然還說：「諾，吾將仕矣」！孔子這種言與行的「反諷」，使人想到與他同代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每逢人家提出違反真理的教條向他詢問時，常常採取「顧左右而言他」，不表示自己立場的「裝傻」或「假裝糊塗」的態度（Socraticirony）。
「反諷」在古代希臘的戲劇裡，原是劇作者習用的一種技巧。由於古代希臘的戲劇裡的多數情節，並不是劇作者的虛構，原是雅典人民家誦戶曉的一些軼事，所以沙福克理斯（Sophocles）的名劇《依迪帕斯》 Oedipus上演時，在情節發展中，劇中人在台上所說的許多話，出於無心，主角依迪帕斯聽了，也瞞在鼓裡，而台下的觀眾已經深深地預知這個主角所將面臨的可怖命運。這種「戲劇裡的反諷」（Dramatic irony），在我國國劇裡面例如《空城計》、《玉堂春》、《販馬記》及「趙五娘」等劇裡也曾運用，台上所說所演的，其對方或許矇然不知，但於台下的觀眾，卻是一目瞭然；不過在這種「反諷」的運用上，其強度似遜於西洋的戲劇。
這種「反諷」，在我們人生裡面，便產生所謂「命運的播弄」（the irony of fate）（按這裡「播弄」二字，與「反諷」在英文內原是同一個字）。我們的世界與人生裡面，按照德國哲人康德所說的，充滿相對的「比照」（Contrasts），或運用另一德國學者保羅（Jeanpaul）所說的，蘊有「無盡的乖訛」（Infinite incongruities），我們所說的與所想的，我們所要做的與所做的，我們所抱的理想與冷酷的現實，我們善惡的觀念與善惡的果報，幾乎沒有一件事不發生矛盾或衝突，構成人生的一大戲劇，把世事的必然衝突與「突然反覆」（Peripeteia），終於在道德的制裁下歸於「和諧」（hamartia）；而十八世紀瀰漫西歐的浪漫作家，則模山範水，逃避現實，甚至憑著想像的馳騁與自我的超越，而調侃自己的信仰，釀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所指斥的「浪漫的諷刺」（romantic irony）。
戲劇裡面所運用的「反諷」技巧，非但是辭句唸白，並指事件、情節及故事的結構。不過，「反語」在戲劇裡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專指觀眾所知而有關角色所不知的劇情或結局。所以任何「反語」，都有知者及不知底蘊的兩種聽眾；即使是蘇格拉底的「裝傻」，也有了解與不了解蘇格拉底其人作風性格的兩種人物；至於「命運的播弄」，也有認定萬物育焉、四時行焉，一切遵循宇宙秩序而運行的人，另外還有極少數的人相信天下有不少不可預測或突然發生的事。進一步來說，一句「反語」，有為不知底蘊的人而說，也為知道底蘊的人而說；有趣的是：說「反語」的人與知道這句「反語」底蘊的人，兩心相印；有時候，了解這種「反語」底蘊的人，並不是站在一旁的聽眾，而是說這種「反語」的人的「化身」（alter ego）。
現在我們重行回來一談《凱》劇裡面安東尼在壓倒性的不利情勢下，徹頭徹尾推翻布魯特斯的講詞對聽眾的影響，其反覆運用的祇是「布魯特斯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Brutus is an honorable man）的一句「反語」。聽眾方面第一次聽到安東尼說這句話的時候，大都不表示意見。如果聽眾裡面有人認為安東尼這句話另有用意，必定會指安東尼在胡扯，可是對於我們這些戲院子裡的觀眾，自始就知道這句話裡別具目的。我們好像給劇作者莎翁拖到台上，來瞧一瞧一般觀眾怎樣上安東尼的鈎，這時候，安東尼不過是莎翁牽線的木偶，而觀眾也不過是牽線木偶的木偶而已，隨時安東尼在他與他的觀眾之間，產生第二重的效果；他們發現安東尼是在說反話，因為他們感到安東尼對於布魯特斯的稱頌與他所說的其餘的話，完全不符，但還沒有立刻遽下結論，以為「布魯特斯是一個沒頭沒臉的人」，可是已經反跳到安東尼的一邊，直到莎翁假安東尼之品，揭出凱撒遺囑的內容，說出「這才是凱撒，像這樣的一個人那裡還有」的話以後，所有觀眾，在心理上，翻了一個大觔斗，確定布魯特斯是個假冒為善的人。在安東尼發言的過程裡，聽眾每一個人都陷入莎翁所預設的語言的陷阱之中。《凱》劇裡安東尼的演說之所以壓倒布魯特斯，純粹是「反語」擊敗「直言」（Literal Statement）的結果，由此可見「反語」或「反諷」在一般戲劇與小說裡所產生的功用。
「反諷」在當代文學批評上，已成為重要名詞之一，一般現代詩人確認「乖訛」的存在，在詩裡可予適度的採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卜茲（Wayne C. Booth），繼新批評家白洛克斯（Cleanth Brooks）及莫厄克（D.C. Muecke）之後，最近曾著「反諷的修辭學」（A Rh. Etoric of Irony）一書，把「反諷」分為措詞意向明顯的「定型反諷」（stable irony），及難以解釋，導致無盡否定的「不定型反諷」（unstable irony）兩種。他悉心研究愛爾蘭當代大戲劇家白格特（Beckett）的作品之後，指出我們平常認為毫無意義的話，其中若干有加修正的必要，可能另有意義。至於一般認為無法闡釋的「矛盾語」（paradoxes），據他推敲的結果已經直截否定了一切言論。可用「反諷」加以推翻的說法。
我國對於「反諷」，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作有系統的研討，這原因大抵是認為「反諷」或「反語」隱伏干戈，不是文字的正規，然而詩大序內曾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所謂「風」，相當於「諷」，是詩經六義之一，具居六義之首，原係非出直言的諷喻。三百五篇裡列為「風」的佔一百六十篇之多，足見諷喻的詩體，並不是像後代一般認為有傷大雅的體制，不過，據筆者翻閱一遍，詩經裡面之有「反諷」的，也只有豳風七首之一的「狼跋」；如果孟軻的解釋沒有錯，邶風裡面的「凱風」可說是另一篇，其餘所謂「風」，大抵是諷刺──微婉的諷刺。至於矛盾語，充斥於老莊；真正的「反諷」，似應求諸我國禪宗的語錄了。
給譽為中華民國的「莎氏樂府」的中國文化學院，其戲劇系本年度應屆畢業同學，重將推出莎翁著名的《凱撒大將》一劇。該院歷屆畢業生已經公演過莎翁十多齣名劇，其中包括四大悲劇在內，歷次演出，都獲得各界的好評；《凱》劇是莎翁從 1594 至 1601 年間成熟時期的作品；從外在的證據而言，吳伊佛（John Weever）在 1601 年出版的《烈士通鑑》 The Mirror of Martyrs 一書裡，曾經提到《凱》劇中，安東尼就凱撒大將之被殺，與布魯特斯舌辯的結果，而這場舌辯是莎翁這一劇本所依據的蒲魯塔克（Plutarch）《傳記》 Lives 裡所沒有的，純粹是莎翁的創作。從內在的證據而言，《凱》劇全劇二千四百四十行中，有二千二百四十一行是「無韻詩」（blank verse），應該是跟《亨利五世》另一歷史劇，同屬於莎翁成熟時期的類似作品，因為這裡詩多於文的作風，是這一時期作品的共同特徵。所以一般推斷，《凱》劇大抵是莎翁在 1599 至 1600 年編撰的。
誰都知道，莎翁是不諳拉丁文的，他編《凱》劇所根據的是諾茲（Thomas North）從法文裡譯出蒲魯塔克《傳記》的英文修正本。如果我們把莎翁的《凱》劇與其所根據的蒲氏《傳記》相對照，可以發現，除了上述安東尼與布魯特斯的舌辯，是原來《傳記》中沒有的之外，還有劇內第二幕裡布魯特斯的獨白，及第四幕裡布魯特斯與卡修斯的爭執，也是《傳記》裡面所沒有提到的，是莎翁為使情節戲劇化而增添的，此外，按照蒲氏《傳記》，凱撒之遭殺害，地點是在「神殿」（capitol），不是在「元老院」（curia）之內。《傳記》裡面縷述有關凱撒的史實，是從紀元前四十五年凱撒率兵大勝歸來，意氣飛揚時遭受殺害，以迄紀元前四十二年，安東尼等在斐立比（Phillipi）一役迫使布魯特琪的自戕為止，前後橫亘三年之久，而莎翁在劇本裡面，把整個事件的經過，濃縮祇有六天。
關於凱撒大將的天賦卓越才能，莎翁在他所著諸如《亨利六世》第三部、《理查三世》、《亨利五世》、《安東尼與克利奧派屈拉》、及《一報還一報》等至少七八部劇本中曾經提到過；即使在《凱》劇裡面，凱撒的兩大政敵之一的布魯特斯，在第二幕第一景裡面曾謂：「提到凱撒，老實說，據我所知道他的情感並沒有動搖過他的理智。」另一個政敵卡修斯，在第一幕第三景裡面也說：「凱撒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暴君呢？真是個可憐蟲！我知道除非他把羅馬人看作是一群羊，他不會是一條狼。如果羅馬人不全是麋鹿，他也不會是一頭獅子」。
劇本以「凱撒大將」為題，論理凱撒應該是全劇的主角，但是他不是主角，他在第三幕第一景裡便遭殺害，僅留凱撒的靈魂在作祟。非但如此，從劇情開始起，莎翁運用他隱藏不露的筆觸及深文內則的作風，描寫羅馬群眾對於凱撒的歡呼，安東尼對他的虔敬，以及一般元老對他的恭維，莎翁所刻劃的是這位偉大人物所具的人性弱點，這個「橫跨世界的巨人」有推翻羅馬傳統共和政制的可能。在另一方面，莎翁又把這個「強大無比的凱撒」，形容而為一個膽小鬼：說他提防那些好用心計的瘦子，說他迷信他太太所做的惡夢，說他三次拒受皇冠時的妞妮作態，說他答應而我不肯出席元老院的臨事躊躇，這些都可以證明在莎翁的目光與筆端下，凱撒並不是也不配做全劇的主角。
相反地，《凱》劇的主角不是凱撒，倒是安東尼與布魯特斯。整個劇本的不朽價值，全在莎翁替這兩位主角所擬在凱撒喪葬時發表的正反兩面，尤其是安東尼駁斥布魯特斯的演講。這篇演講是從希臘紀元前第四至第五世紀的喜劇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羅馬紀元前第一至二世紀的大演說家西塞羅（Cicero）以來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哲學家詩人作家所不能寫出或發表幾乎是超越時空，成為典範的雄辯傑作。
亞力士多德在「修辭學」裡提到辯論或演說贏得聽眾首肯的要素有三：第一是演說者的「氣質」（ethos），這是指對聽眾的吸引力；第二是講演所蘊的「情感」（pathos），這是指在聽眾心內所產生的影響力；第三是「理由」（logos）這是指使聽眾置信也是訴諸一般理性的說服力。就氣質來說，布魯特斯是一個大公無私，忠愛國家，虔信共和，夙符民望的政治家與羅馬學者，而安東尼當時不過是一個頭角初露的將領。就理由來說，布魯特斯指出他毅然殺死凱撒，並不是不愛凱撒，而是更愛羅馬；至於安東尼所憑藉的，不過是已死的凱撒所留下但未徵信的一張遺囑，再就情感來說，儘管安東尼演說時扛著凱撒刀痕斑斑的屍體，易於博得群眾哀憫的同情，但是布魯特斯直言無隱，忠藎國家的慷慨陳詞，對於聽眾，至少也應該產生與安東尼同等的影響力；然而結果竟完全相反，原因在那裡？
我們反覆誦讀莎翁替安東尼撰寫的講稿，認其所以贏得群眾的訣竅，且與布魯特斯的演講詞適成對照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反諷」（irony），其他或許並不要重。所謂「反諷」，在修辭學上是一種措辭表裡不相一致的說法，自我國孔子及希臘蘇格拉底起以迄當代的詩詞小說戲劇，習相應用，尤其當代文學批評家，相率研究，已經成為文評的重要名詞之一，其歷史不能說是不久。「反諷」可說是一種「慧詰」（wit）──存心的（Premeditated）的「慧詰」，也可說是一種「幽默」──冷雋的（grim）「幽默」。修辭學上的「反諷」，就是「說反話」。古今中外以「反語」著稱的，據筆者所知，在我國要推東方朔。據說漢武帝要殺他的乳媽，下令把她推出斬首，她頻頻回頭，還想武帝能夠免她一死；當時東方朔站在武帝身側，大聲喊道：「妳應該快點出去受死，現在皇帝已經長大成人了，那會記得妳給他喂乳的時候！」在西洋也許要推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他曾經對英國當政提出震鑠世界，所謂「不算過份的建議」（Modest Proposal）。當時英皇轄下的愛爾蘭，大鬧饑荒，但賑濟物品遲不發放。史威夫特於是提出他「不算過份的建議」，認為要救哀鴻遍野的愛爾蘭，「愛爾蘭的人最好把他們的小孩賣給英國的那些地主們」。東方朔與史威夫特所說的「反語」，都曾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
我國明代的曹臣，曾經遍收過去各代名人的語句，輯成一卷題為「舌華錄」的集子，把前人說過的一些值得回味的話，分為慧語、名語、豪語、傲語、冷語、諧語、謔語、清語、韻語、俊語、諷語、譏語、憤語、辯語、穎語、澆語及悽語計十七種，獨缺「反語」。
事實上我國歷史上說「反語」的也不算少，隨便舉個例子：與孔子同代的豪門陽貨，於孔子不在家時去送禮，而孔子也在陽貨離家時去登門拜訪一下；路上逢到了陽貨，不得不唯唯否否，應酬一番，事後居然還說：「諾，吾將仕矣」！孔子這種言與行的「反諷」，使人想到與他同代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每逢人家提出違反真理的教條向他詢問時，常常採取「顧左右而言他」，不表示自己立場的「裝傻」或「假裝糊塗」的態度（Socraticirony）。
「反諷」在古代希臘的戲劇裡，原是劇作者習用的一種技巧。由於古代希臘的戲劇裡的多數情節，並不是劇作者的虛構，原是雅典人民家誦戶曉的一些軼事，所以沙福克理斯（Sophocles）的名劇《依迪帕斯》 Oedipus上演時，在情節發展中，劇中人在台上所說的許多話，出於無心，主角依迪帕斯聽了，也瞞在鼓裡，而台下的觀眾已經深深地預知這個主角所將面臨的可怖命運。這種「戲劇裡的反諷」（Dramatic irony），在我國國劇裡面例如《空城計》、《玉堂春》、《販馬記》及「趙五娘」等劇裡也曾運用，台上所說所演的，其對方或許矇然不知，但於台下的觀眾，卻是一目瞭然；不過在這種「反諷」的運用上，其強度似遜於西洋的戲劇。
這種「反諷」，在我們人生裡面，便產生所謂「命運的播弄」（the irony of fate）（按這裡「播弄」二字，與「反諷」在英文內原是同一個字）。我們的世界與人生裡面，按照德國哲人康德所說的，充滿相對的「比照」（Contrasts），或運用另一德國學者保羅（Jeanpaul）所說的，蘊有「無盡的乖訛」（Infinite incongruities），我們所說的與所想的，我們所要做的與所做的，我們所抱的理想與冷酷的現實，我們善惡的觀念與善惡的果報，幾乎沒有一件事不發生矛盾或衝突，構成人生的一大戲劇，把世事的必然衝突與「突然反覆」（Peripeteia），終於在道德的制裁下歸於「和諧」（hamartia）；而十八世紀瀰漫西歐的浪漫作家，則模山範水，逃避現實，甚至憑著想像的馳騁與自我的超越，而調侃自己的信仰，釀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所指斥的「浪漫的諷刺」（romantic irony）。
戲劇裡面所運用的「反諷」技巧，非但是辭句唸白，並指事件、情節及故事的結構。不過，「反語」在戲劇裡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專指觀眾所知而有關角色所不知的劇情或結局。所以任何「反語」，都有知者及不知底蘊的兩種聽眾；即使是蘇格拉底的「裝傻」，也有了解與不了解蘇格拉底其人作風性格的兩種人物；至於「命運的播弄」，也有認定萬物育焉、四時行焉，一切遵循宇宙秩序而運行的人，另外還有極少數的人相信天下有不少不可預測或突然發生的事。進一步來說，一句「反語」，有為不知底蘊的人而說，也為知道底蘊的人而說；有趣的是：說「反語」的人與知道這句「反語」底蘊的人，兩心相印；有時候，了解這種「反語」底蘊的人，並不是站在一旁的聽眾，而是說這種「反語」的人的「化身」（alter ego）。
現在我們重行回來一談《凱》劇裡面安東尼在壓倒性的不利情勢下，徹頭徹尾推翻布魯特斯的講詞對聽眾的影響，其反覆運用的祇是「布魯特斯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Brutus is an honorable man）的一句「反語」。聽眾方面第一次聽到安東尼說這句話的時候，大都不表示意見。如果聽眾裡面有人認為安東尼這句話另有用意，必定會指安東尼在胡扯，可是對於我們這些戲院子裡的觀眾，自始就知道這句話裡別具目的。我們好像給劇作者莎翁拖到台上，來瞧一瞧一般觀眾怎樣上安東尼的鈎，這時候，安東尼不過是莎翁牽線的木偶，而觀眾也不過是牽線木偶的木偶而已，隨時安東尼在他與他的觀眾之間，產生第二重的效果；他們發現安東尼是在說反話，因為他們感到安東尼對於布魯特斯的稱頌與他所說的其餘的話，完全不符，但還沒有立刻遽下結論，以為「布魯特斯是一個沒頭沒臉的人」，可是已經反跳到安東尼的一邊，直到莎翁假安東尼之品，揭出凱撒遺囑的內容，說出「這才是凱撒，像這樣的一個人那裡還有」的話以後，所有觀眾，在心理上，翻了一個大觔斗，確定布魯特斯是個假冒為善的人。在安東尼發言的過程裡，聽眾每一個人都陷入莎翁所預設的語言的陷阱之中。《凱》劇裡安東尼的演說之所以壓倒布魯特斯，純粹是「反語」擊敗「直言」（Literal Statement）的結果，由此可見「反語」或「反諷」在一般戲劇與小說裡所產生的功用。
「反諷」在當代文學批評上，已成為重要名詞之一，一般現代詩人確認「乖訛」的存在，在詩裡可予適度的採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卜茲（Wayne C. Booth），繼新批評家白洛克斯（Cleanth Brooks）及莫厄克（D.C. Muecke）之後，最近曾著「反諷的修辭學」（A Rh. Etoric of Irony）一書，把「反諷」分為措詞意向明顯的「定型反諷」（stable irony），及難以解釋，導致無盡否定的「不定型反諷」（unstable irony）兩種。他悉心研究愛爾蘭當代大戲劇家白格特（Beckett）的作品之後，指出我們平常認為毫無意義的話，其中若干有加修正的必要，可能另有意義。至於一般認為無法闡釋的「矛盾語」（paradoxes），據他推敲的結果已經直截否定了一切言論。可用「反諷」加以推翻的說法。
我國對於「反諷」，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作有系統的研討，這原因大抵是認為「反諷」或「反語」隱伏干戈，不是文字的正規，然而詩大序內曾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所謂「風」，相當於「諷」，是詩經六義之一，具居六義之首，原係非出直言的諷喻。三百五篇裡列為「風」的佔一百六十篇之多，足見諷喻的詩體，並不是像後代一般認為有傷大雅的體制，不過，據筆者翻閱一遍，詩經裡面之有「反諷」的，也只有豳風七首之一的「狼跋」；如果孟軻的解釋沒有錯，邶風裡面的「凱風」可說是另一篇，其餘所謂「風」，大抵是諷刺──微婉的諷刺。至於矛盾語，充斥於老莊；真正的「反諷」，似應求諸我國禪宗的語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