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吳興國和林秀偉夫婦來找我改編《哈姆雷特》時，心中著實恐慌。中文系出身復在中文系任教的我，對於中國戲劇乃至於中國文學文化，都可以說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莎士比亞，西方戲劇則實非我所長。尤其要我以現代的觀念，利用國劇的基礎編成一個有歌有舞的舞台劇，的確是一項相當大的挑戰。

但是，幾經考慮後，我仍是接下了這項挑戰。考慮的因素有許多點，一是想借此機會逼自己多涉獵些西方戲劇，二是因為替陸光國劇隊編競賽戲時與吳興國有過連續三年合作成功的例子，三是因為《慾望城國》使人對當代傳奇劇場有信心。而最主要的原因，則來自於我平日對中國戲劇的出路所作的省思。

做為一個中國古典戲劇的研究者與國劇的編劇者，戲劇未來的出路與發展自然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常覺得，近十年來國劇的主動出擊與再出發雖已奠定了相當穩固的基礎，但是，展望未來，仍有許多困境有待突破。身為編劇者，尤其覺得題材之難尋是最有待突破的瓶頸；當然，許多關懷國劇的朋友一定會問：「中國的歷史故事與民間傳說中，不是有許多可歌可泣值得一演再演的故事嗎？怎麼說題材難尋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必須先說明的是：的確，中國多的是好故事，我個人也非常喜歡這些題材，無論是西廂、梁祝、牛郎織女或者三國、水滸、楊家將，都蘊含了豐富的中國人的思想與情愫。但是，我們必須考慮的是：當這些故事被傳誦、演出千百年後，故事中的人物只怕都已定型了，觀眾恐怕也會因對情節太熟悉而忽略了其中原本深刻的思想性－過度的熟悉經常是「淺化」與「僵化」的直接因素，這實在是我們必須加以警惕的。而且，無可諱言的，國劇在傳統的教化作用下所形成的「忠奸判然、善惡分明」的人物塑造模式，也使得中國戲劇的編寫很難跳出既有的窠臼。

然而，我並不認為西廂、梁祝之類的題材沒有上演的價值，相反的，我認為這些中國的故事應該不斷活在中國舞台上，不過，其目的是在於維護文化資產並延續民族情感，而當我們在創造當代文化時，可能必須要有另一番考慮。大陸上曾嘗試過以國劇形式演現代戲以反映時代社會，但結果是失敗的。導致失敗的因素中雖然政治要負絕大的責任，但就藝術本身而言也確實有其難行之處，因此這條路是暫時必須放棄的。而當代奇劇場所提出的方式－以國劇的表演為基礎，運用現代劇場的觀念，借用西方戲劇的素材以刺激並強化思想內涵－我覺得應該是一條值得嘗試的途徑。眾人皆知，國劇擁有足以傲人的高度表演藝術性，而西方戲劇則在思想性上較為深刻，二者的結合，應是光華倍增的。而且當劇中人由張生或董永轉換為馬克白或哈姆雷特時，習慣性與熟悉度的減弱，再加上莎翁原著中的深刻思想性，當可迫使觀眾甚至編導都拋卻熟套而做嶄新的詮釋。

當然，中西的結合並不那麼容易，在《王子復仇記》的編劇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這不僅是文字的翻譯與劇情的改編，更是整個文化背景的轉換。轉換的結果也許已不符合莎翁的原意，也許和傳統國劇的慣性發展也已不同，但是，我們是想借這個故事架構來探討中國人面臨此一情境時會如何來作抉擇，而且，我們更想借著這些戲的實驗來考慮創一新劇種的可能性。國劇雖是值得維護也值得不斷創新的國粹，但在保存國劇與創新國劇的同時，應該還可由國劇蛻化而成另一種新的戲劇型態。戲劇史的發展告訴我們，新戲種的形成必有一段過渡期，我相信今天的嘗試與努力當可成為戲劇演進的先驅，而借用莎翁甚或借用西方素材都只不過是實驗的手段，中國人的一切才是我們以戲劇表達關懷的終極目的。